修仰峰

　　心理救助远比抨击根深蒂固的应试体制更急迫，因为在这方面亡羊补牢，是可以立竿见影，帮助千千万万个赵鹏老师度过心理和精神危机的

　　作为身处教学第一线的赵鹏老师，他的工作强度确实够大的，每个月只有一天假期，每天天一亮就跟着学生跑操，一直到晚上学生上床后才能回家；他的生活负担更是“亚历山大”，自己每月收入不足两千元，妻子是非正式工的护士，月基本工资368元，而每月要还房贷630元，孩子奶粉钱五六百元，此外家里还有13万元债务。

　　赵鹏老师在物质、身体、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可见一斑，他的遭遇可视为普通民众生存之艰的一个缩影，引发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纷纷将矛头对准教育体制，称赵鹏老师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这样的抨击很解气，但是否找准了问题的症结呢？

　　放眼工作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哪个行业的普通从业者工作压力不大，谁的生活不是“格式化”？且不说没日没夜干活的农民工，就是看上去风光得很的外企白领、金领不也是在没完没了地加班，以致不少刚入职者频频过劳死？而在屌丝男屌丝女遍地的今天，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过着疲于奔命的“房奴”“孩奴”生活？

　　赵鹏作为县一中老师，其收入虽然无法和沿海地区比，但在当地教师中应该算过得去的了，毕竟，去年每个班主任发了一辆电动车，并且今年还有发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希望——如此之下，赵鹏老师尚且要自杀离世，那叫那些农村老师与代课老师怎么活？再说了，同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馆陶县一中其他班主任的压力未必就比赵鹏轻，为何独独只有他极端地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死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逼仄生活中调节自己，履行好自己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家庭责任。亡者已去，本文无意责难什么，只想说：将赵鹏老师之死全归咎于教育体制，看似解气，但有失公允，个人因素在这当中起着更大的作用。这并不是说当下教育体制没有弊端，而是说如果赵鹏老师心理素质好一点，及时自我调节一番，是完全可以将繁重的“应试”给老师带来的损害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从报道中不难看出，赵鹏老师的言行透露出他有抑郁倾向，可惜，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学校，都没有心理救助的意识。这是现行学校制度的一大短板，心理救助远比抨击根深蒂固的应试体制更急迫，因为在这方面亡羊补牢，是可以立竿见影，帮助千千万万个赵鹏老师度过心理和精神危机的。